1977年，端木宏峪这位久负盛名的侦探，刚刚回到上海公安局治安处，站在熟悉的办公室里，他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情。虽然一切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，毕竟他已经离开治安处七年之久。考虑到他刚刚归队，处里的领导没有立即安排他承担任务。

一天，处领导把端木宏峪叫到办公室，告诉他有一宗案子需要复查。端木宏峪心里一喜，然而随即感到这任务的复杂和艰难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。他明白，这是七年来第一次接手案件，意味着非同寻常的挑战，他决定全身心投入其中。

这次复查的案件是一宗命案。案件发生在上海某县郊外，死者为路明的未婚妻邹英，而路明曾是海军潜艇部队的一名干部。案件初步定性为凶杀案，路明被抓后一直坚称自己没有杀害未婚妻，案件因缺乏直接证据，悬而未决了一年多。

端木宏峪细细分析案件材料后，发现案件的关键是揭示路明作案的动机——是因为喜新厌旧，还是另有隐情？卷宗里并没有直接说明这一点，这让案件显得模糊不清。他认为，案件缺乏充足的证据，而路明的持续喊冤则表明案情很有可能存在不为人知的真相。

熟悉办案的人都知道，复查案件往往比从头侦破一宗案件更为复杂。许多出乎意料的因素和干扰，常常使调查难以顺利进行。

端木宏峪驱车前往县公安局，与当地领导和侦查员开会讨论案件。他首先向县局领导报告了案件背景，随后请当年负责此案的侦查员参加会议。根据案卷，案件定性为“他杀”，法医在解剖尸体时发现死者颈部肌肉显著出血，并且有明显的勒痕。法医的结论是，邹英是被人勒死后投进水中的。

案件进一步勘察时发现，邹英家中电线出现故障，灯泡被放在桌上，留下模糊的指纹；邹英的蚊帐架上发现了断绳；后门半掩，显示有人曾进出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人听见海边传来女人的呼救声，放牛的农民曾看到路明出现在河堤上，而路明的手背上也有四条平行的抓痕。

原办案人认为，只有路明有机会在没有引起其他人注意的情况下，将邹英诱骗出家门，将其杀害并制造成自杀假象。此后，路明在案发后的河堤被目击，手背的抓痕则是邹英反抗的痕迹，认为他是凶手的证据充足。

但是，端木宏峪提出了不同的观点。在仔细听取侦查员和法医的分析后，他表示，如果死者被勒死，那么她的肺部不应该有水藻的残留。他进一步指出，邹英的死亡不能仅仅从表面现象来判断，还需要结合更多的线索来细致分析。

第二天，端木宏峪在侦查员的陪同下，拜访了邹英的父亲。老父亲对于女儿的死痛不欲生，但在端木宏峪的耐心询问下，他渐渐放下了心中的防备，开始回忆起一些关键的细节。

老人提到，邹英从小智力上有所欠缺，虽然长大后病情有所缓解，但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稳定。在谈到女儿与路明的感情时，老人始终无法相信路明会杀害自己深爱的未婚妻。尽管如此，公安局的调查最终将路明锁定为嫌疑人。

通过与老人反复交谈，端木宏峪发现了一些可能被忽视的线索。老人提到，邹英在临死前几天确实有异常的表现，包括做事心不在焉，甚至秧苗插得很乱。且在死前一夜，邹英尝试用绳索上吊自杀，但绳子断了。而她房间里的电灯泡被放置在桌上，也可以看作她曾试图触电自杀。

这些迹象表明，邹英可能正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，导致她发生了自杀行为。端木宏峪推测，精神病突发可能是导致邹英自杀的关键因素。

当端木宏峪继续深入调查时，他发现放牛佬所提供的证词并不完全可信。尽管他声称看到一个穿白衬衫的人，但根据模拟实验和现场重建，放牛佬并没有看到明确的人物特征，证据的可靠性不足。通过这一发现，端木宏峪确认了案件的真相并进一步排除了路明的嫌疑。

经过一系列细致的调查，端木宏峪得出结论：邹英的死并非他杀，而是由于精神病发作引起的自杀。最终，经过端木宏峪的努力，案件的真相得到了澄清，路明被释放，案件也终于迎来了公正的结局。